1976年：天象与人事

　　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说1976年不正常，或云天象示警的迹象太明显：1月8日，周总理去世；3月8日，吉林降下大陨石；7月6日，朱老总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主席去世；10月，粉碎四人帮……

　　由于上述几件大事都发生在1976年，很多中国人就迷信地说，吉林的陨石和唐山的地震，其实都是天象示警，老人家去世，老天有预兆的。这种说法，是如此朴素，如此自然，充分体现着中国古老文化的影响。翻开史书，几乎每发生一件大事，都会有一些“天象示警”的事例。比如，哪里有陨石了，意味着要死什么人；哪里有天灾了，意味着要出什么事，等等。史书都这样写，老百姓自然也就跟着信了。

　　可是，宇宙茫茫，人烟寥寥，谁能如此关心一个小小地球上的一个小小角落里的一些小小生命呢？即便再伟大的皇帝，哪怕在世界有多大影响，放到宇宙中去，其实都微不足道、不足挂齿。从这个角度说，其实并不是天象示警，因为本就没有什么天人做法，哪里来的天象呢？

　　但为什么一些大事、一些奇异的天象背后，总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呢？难道古人的记录不对吗？其实也不然。因为天象很罕见，古人会格外注意，因此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印象深刻。随后，什么大人物出了什么事情，本来也很罕见，所以印象更深刻。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情重叠后，人们便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天象示警。

　　如果真的如此，提前有没有防御之策呢？有的。古时候一些天象示警后，如果涉及皇室，皇帝往往会发布什么罪己诏，或者拜天地，或者大赦天下，总之要做一些事情。如果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皇室没出什么大事，大家就会说：你看，你做的那些事情有效了。如果做了之后，皇室照样出事呢？人们就会说：天意不可违也。所以，这样的传统下，天象倒真的被古人当作示警的启迪了。民间也自然就很容易接受古书上的记载。

　　有人会说，照你这么说，你怎么解释1976年的中国三位领导人同年去世的事情呢？难道它跟唐山大地震没有关系吗？

　　扬韬以为，三位领导人同年过世，确实罕见。也正因为罕见，人们才印象深刻。唐山大地震也一样。人们很容易也很自然地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有它的道理。但是，三位领导人过世，确实跟唐山地震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否则，你何以解释周总理一月就去世了呢？

　　如果你一定要勉强扯上关系，那也没啥。唐山地震的烈度7.8级。但是，1975年2月，海城大地震的烈度是7.4级，那一年，国家领导人都很健康。那请问，海城地震的天象示警在何处呢？

　　所以，勉强扯上天象，去谈什么预警，其实是无稽之谈。

　　这样说，似乎不能服人啊。到底该怎样解释1976年的事情呢？扬韬揣测，1976年，三位高龄的国家领导人去世，虽然偶然，却也有其必然性。当年，中国人均寿命65岁，而三位领导人的寿命已经分别达到90岁、83岁、77岁，都远远超过人均寿命水平。作为高龄老人，去世是一种自然规律。

　　那为什么会集中在1976年呢？扬韬估计，这可能与1976年的气候和环境因素有关。那时候，也许北京的天气不太好，或者地质环境异常。比如说，可能太干旱或者太多下雨，又或者地磁强度有变化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北京地区人口的死亡率有所提高或者出生率有所下降。而且，它未必导致1976年的人口异常，可能在1975年就已经出现了。

　　为此，扬韬检索了北京市的人口资料，试图证明这一点。结果证明，这一猜测是有道理的。

　　从1950年到1960年，北京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以上。196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下降到1.5%（顺便说一下，1961年，北京人口死亡率1.08%，仅比1959年略增0.12个百分点，人口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出生率下降幅度略大，显示北京基本没有受到灾害影响）。此后，人口增长率回升到2%以上，又出现下调，1969年达到1.5%的水平后，开始逐年回落，而且降幅非常迅速，到1975年已经只有0.339%的水平，相比6年前几乎下降了80%。

　　这种人口的迅速下降，原因何在？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到1975年，人口死亡率达到0.654%，仅次于1972年的0.674%，是1970年后的此高点，也是随后32年的最高点。从1976年开始，人口死亡率就逐年下降，迄今32年，再也没有超过0.654%。这说明，1975年-1976年，北京的自然环境变化，使得人口死亡率出现了异常增多。

　　同时，扬韬还发现，1963年，北京人口出生率为4.34%，是历史最高水平。这是对1960年前后人口生育急剧减少的一个报复性上涨。从那之后，出生率就开始下降，1966年首次低于2%，1967年再次下降到1.8%的最低点。次年，出生率回复到2.37%，然后又开始下降，1972年创下新低，达到1.78%，1973年1.57%，1974年1.16%，1975年首次降低到1%以下，只有0.993%。1976年，人口出生率降低到0.906%的历史性低点。显然，人口出生率在1975-1976年期间出现了显著异常。

　　为什么说它异常呢？因为此后，人口出生率迅速反弹到1%以上，1982年甚至达到了2%。而众所周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1970年开始实行的，1980年后才更加严格限制。人口增长率的最低点出现在1976年，绝对是不正常的。数据显示，一直到1991年，北京的人口出生率才首次降低到1%以下，即使到今天，其人口出生率也还高达0.6%。既然如此，30多年前，别人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难道不是异常吗？

　　由此可见，1976年前后，是前后20年北京出生人口率最低、死亡率最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最低的年份。这充分说明，那段时间，可能恰恰有不利于人口出生而有利于人口死亡的自然条件变化。唐山的地震，只是这一系列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也可以这么说，那段时间，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地质条件正在发生许多隐形变化，可能有磁场异常、气候异常等现象。这些现象，不利于人口出生，有利于人口死亡。老年人在这段时间的死亡率会明显提高。这种异常的变化，以唐山地震爆发为最高点、宣告结束。

　　而三位国家领导人在那段时间先后辞世，正是老年人死亡率过高的一个例证。有偶然，也有必然。与其说是天象示警，不如说是地象示警。

　　（本文是扬韬最近一段时间研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课题过程中的成果之一。未来还有一些文章会陆续写出来，所以特开辟一个专栏：人与自然。）

　　附表：1955-1986年期间北京市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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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天象与人事" was posted on Wednesday, May 7th, 2008 at 9:44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