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写完一篇关于给全民发红包的文章，就看到凤凰卫视上对东莞发红包的辩论会。这才发现原来一个小小的红包，竟然有那么多的人反对。而几乎所有反对者都来自主流官方的人。也由此感叹，看来，东莞发红包的举措，在管理当局那里并没有得到认可。类似做法，在全国是行不通的。且不说他们骨子里反对，而是他们骨子里遵循着西方传统经济学的所谓财政政策和当前官场流行的谨慎原则。如果真的要让他们对低收入人群进行甄别和调查，不知道要浪费多少公帑了，也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能有红包到民众手里。
上海的政协委员最早的提案在今年1月24日。他的朴素的想法是给全民每人1000元。他的思路倒是很切合实际，也很简单：每个人发1000元，体现公平，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得到的。这样做，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真正领到红包的人，也许会捐出去，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边际效用不一样。富人每月花费也许几万元，给他1000元，杯水车薪，他感受不到利益的好处，只能有对国家认同度的一点点提升。而穷人拿到这笔钱，却可以大大改进生活质量，以此应对通胀。只给穷人发，不给富人发，有失公平，降低了效率。全民一起发，提高了效率，提高了公平，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但在中国行不通，因为理论站不住脚。上海政协委员说，你财政收入2003年以来，每年多1万个亿，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财政部的一位研究所所长贾康反驳说，你错了，国家财政收入就是这几年才反弹了，是“恢复性增长”。如果放到30年视野呢，最高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初，到1995年降低到最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3%。这几年才“恢复性增长”到了20%。
所长就是所长，讲话有依据，甚至于那个10.3的数字，也与扬韬最近研究的成果完全一致。但扬韬原来以为，国家财政收入占比降低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改革开放的成效，现在被贾所长这么一说，似乎倒是不合理的了？
为此，扬韬把研究视野再放大一下，研究了1952年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结果发现，贾所长说的一点也没有错。1952-1977年，中国的GDP总量45497亿元，财政收入12878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8.3%。
其中，1959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33.8%，1960年上升到39.2%。很快，全国各地就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情。这再形象不过地告诉我们：国家税负过重，则民不聊生。盛世时代，一定是低税时代！这一点，孔子时代就知道了：苛税猛于虎也。因此，1995年国家财政收入占比达到历史最低，理应是盛世开始的征兆，怎么反而成了不合理呢？
1952-197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3-30%之间。1978年，这一比重突然增加到31.24%。也成为1959-1960年之后的历史最高点。但正是在那一年，我们开始了改革开放，到如今，已经30年了。今年秋天，我们还将进行30年改革开放的总结。如今，我们不妨看看这30年改革带来的财政变化。
1979年开始，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缓慢地单边下降，1994-1997年连续四年稳定在10%多一点的水平，是历史上最低的时期。1995年达到10.27%的最低，1997年反弹到10.97%的高点。
扬韬进一步研究各年份对比5年前的增长情况，结果发现，1990-1997年连续8年时间，财政收入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不足10%，社会新创造财富的90%以上留在了民间，而不是政府。这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段时间。
情况的变化从1995年开始。为什么？因为1994年开始，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等大项上缴中央，营业税、土地税等小项归地方。为了扩大税收，全国各地都开始积极征税、提高税收增幅、下达征税任务，由此使得国家税收越来越高。
2002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15%，达到15.71%，回到了1989年的水平。20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0.56%，回到1986年的水平。2008年上半年，这一比例猛增到25.84%，回到了1980年的水平，也高于1967-1968年的水平。
而从增量角度看，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高达35.2%，几乎是197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按照5年增量看，2007年的比重是25.08%，是1979年以来的最高点。
所以，从税收占比情况看，相当于我们基本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前的税负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贾所长的“恢复性增长”是有道理的。
但是，贾所长所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有铁饭碗，每个人都不用担心失业，中国所有的工人都有退休工资，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几乎相当于免费，中国有遍布全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生病不怕没有钱治疗，中国所有城镇人口都没有住房的忧虑（尽管住房条件比较差）。而现在，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比比皆是，就业人口大面积失业，教育已经市场化收费，医疗已经市场化收费，住房价格已经涨到了天上。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税收回到了改革前。但老百姓的基本保障制度几乎打乱了却没有重建起来。既然如此，高昂的税收到哪里去了？高昂的税收还有没有必要？如果说我们目前的税收是恢复性增长起来了，那么，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是不是也应该比以前更好？为什么大量的农村人口生病不敢治、上大学没有钱呢？
所以，看起来合理的“恢复性”增长，并不是成绩，而是是改革不彻底的标志。我们现在的税负水平是太高了，而不是太低了或者合理的。如果我们有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财政收入的绝大多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税负再高也是合理的。问题是，我们的财政支出中有多少属于高昂的行政费用呢？有多少是被像贾所长一样的公务人员享受和支配了呢？又有多少是被浪费的呢？谁能证明政府投资和消费的效率比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效率高呢？如果不能证明，为什么不“藏富于民”呢？
按照经济学家张曙光的说法，2006年，财政消费中公车达3000亿、吃饭达3700亿，合计就是6700亿。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近20%。政府财政性投入在所有医疗费用中所占的比例，许多发达国家在40%以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27%，而我国只有17%。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9%，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而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3951.59亿元，占GDP的比例是2.16%，相当于国家财政一年的饭钱。
也许，我们由此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现在最难的考试是公务员考试了。成为公务员，就成为庞大的6万亿财政收入支配者的一个分子。也正是他们，才会激烈反对全民发红包。是的，省下的钱，可以由他们支配。那将转化为他们的工资，车钱和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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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包引发的争议与思考" was posted on Sunday, July 27th, 2008 at 2:54 pm.